一、五大传统文化观念，晋商成功的宝贵财富
晋商的大成功和他们的经商之道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晋商在经商活动中，充分展现的文化素养究竟是和什么传统文化观念有关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到 晋商文化 中一起共同学习一下吧。
1、儒贾相通观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
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教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山西商人还在河东盐池为其子弟设立了运学，在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而徽商无。
2、义利相通观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
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3、谋略竞争观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
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
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
4、修身正己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
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5、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明清山西商人很注意对数学、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实际应用。明代蒲州大商张四教，16岁服贾远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其兄张四维说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
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编著了《贸易须知》，总结了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由以上之例不难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并通过科技的应用推动其商业活动。
总之，明清晋商精神表现了山西人经商的思想品质、经营谋略、经营作风、文化观念等，这是晋商取得商业成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如何理解古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和天下观？
古代儒家民族天下观的基本内容是由一系列相反相成的民族思想构成的一个整体。
一方面,鉴于春秋战国时期“夷”犯“夏”的严酷形势,受中国早期夷夏观“夷夏有别”思想的深刻影响,先秦儒家强烈赞成明“华夷之辨”,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旦出现夷狄“乱华”之事,儒家则义不容辞地高举“尊王攘夷”大旗,主张严“夷夏之防”。
另一方面,将“夷夏之辨”思想落实到政治操作层面,先秦儒家又主张在“以文化论民族,以礼义辨夷夏”的标准之下“用夏变夷”。在“华夏文化中心主义”意识的支配下。
三、文化思想的观念体系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不同的学科，对文化思想的观念体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内容也有所不同。从哲学角度解释文化，认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哲学思想表现形式。由于哲学的时代和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不同风格。一般来说，哲学思想的变革引起社会制度变化，与之伴随的有对旧文化的镇压和新文化的兴起。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文化是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人们存在于自然中，同时也存在于历史和时代中；时间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存在于自然中的重要平台；社会、国家和民族（家族）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存在于历史和时代中的另一个重要平台；文化是指人们在这种存在过程中的言说或表述方式、交往或行为方式、意识或认知方式。文化不仅用于描述一群人的外在行为，文化特别包括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的心灵意识和感知方式。一个人在回到自己内心世界时的一种自我的对话、观察的方式。
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不论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还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社会制度等，都具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也可以作为符号体系尤其是象征性符号体系来把握。美国文化人类学家C.吉尔兹曾经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文化，即“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来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