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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楚数相攻伐之历史见证

　　进入战国时代，巴人为强楚所逼，已将其活动中心转移至长江三峡和川东地区，并建都于江州（今重庆）。《巴志》载：“战国时……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巴国强盛时“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此时的巴国疆域，除西与蜀国相连，其北、东、南三面皆与楚地接壤，巴、楚仍为近邻，仍为相互对峙、势不两立之势，只不过斗争的焦点从江汉平原转移至长江三峡地区。长江三峡丰富的盐泉、丹砂等矿产资源，成为巴、楚双方武力争夺之要地。　　

    战国初期，楚人的势力范围仅至于巫山、秭归以东地区，整个三峡地域基本上都属于巴国疆土，甚至三峡南岸的清江流域也在巴人的控制之中。此时，还是江州巴子国的强盛时期，他们还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可以主动进攻楚国。公元前377年攻占楚地兹方就是最好的证明。《史记·楚世家》载：“（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蜀伐楚”之说，学者颇多争议。有学者认为：“蜀距楚甚远，且中隔巴国，无由越巴以伐楚，是则‘蜀’字应是；‘巴’字之误。”（8）也有认为是巴蜀联军，“由于春秋后期蜀的统治者已经是巴族，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两国采取联合行动，是完全可能的。在没有更多证据出现以前，似乎还不能武断为《史记》的错误。”（9）笔者窃以为：无论是‘蜀’为‘巴’之误也好，蜀、巴联合行动也好，巴军参加了攻占楚地兹方是肯定无疑的。古籍中有关记载可证此说，《太平寰宇记》卷146《松滋县》载云：“《左传》巴人伐楚荆。《荆南记》云：“巴人后遁而归，因有巴复村在山北。”松滋县有‘巴复村’便是此次巴人伐兹方留下的遗迹。据《史记正义》引《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县，古鸠兹也，即兹方也。”松滋县在长江南岸，与宜都接壤，为楚国郢都西南之门户，巴人从三峡出兵征伐兹方，必经清江流域之长阳、宜都两地，这说明清江流域此时为巴人所控制。“楚为捍关以拒之”，则证明当时楚国尚处于防御阶段，还未举兵西进三峡。但巴国自松滋之战后已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在力量对比上巴消楚长，在强楚的不断向西进逼下节节败退，还由于国内发生动乱而求救于楚国。《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这一事件：　　

    “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籍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国得臣有巴蔓子，用城为何？’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周元季世”未点明年代，有学者推测为楚成王时期，即巴伐滋方之后。《明统一志》载称：“楚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清江县西北都亭。”荆门山在今宜昌市西数十里之长江南岸，与北岸之虎牙山相对峙；清江县在今恩施自治州境内，可见此时巴、楚两国的疆土，仍以长阳县设的捍关为界。　　

    关于巴、楚两国在三峡地区的争夺战，先秦文献中少有记载，唯有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巴志》对此作了珍贵的追述：“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这寥寥数语，言简意深，内涵极其丰富，而且多为人们所忽视。笔者认为：《巴志》的这段记载向我们透露了巴、楚两国在三峡地区相互攻伐的重要信息，并尝试从两个方面作些解读。　　

    其一、“巴、楚数相攻伐”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巴、楚双方互有进攻，初期以巴攻楚为主（如巴人伐兹方），其后则转入楚国的大举进攻。而巴人在顽强抵抗中逐步从三峡撤退，直至最后楚国攻占到巴国别都枳（涪陵）为止；二是双方作战的次数甚多，小型战争连续不断，大规模的战争应在数次以上。除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伐楚之外，史籍中也有楚军大举西进攻占巴地巴城的记载。《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即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史记·秦本经·正义》：“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也。”古汉中郡在南和黔中地区皆是巴国之地，这说明楚国通过军队进攻，早在公元前361年即占领了本属于巴国领土的巫郡、汉中郡、黔中郡。楚威王时（公元前339-329），楚军挥师西进，很快攻占了巴王陵的所在地枳，进而夺得巴国都江州及嘉陵江一带巴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乔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益部耆旧传》载：“昔楚威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皆可证明楚威王时便全部占领了巴国在三峡地区之疆土。三是巴、楚之间在三峡的争夺战延续时间很长，若从公元前377年巴蜀伐楚算起，至楚威王“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为止，其时间跨度也在40年以上。可以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极其艰苦、惨烈的战争。现代考古发掘的三峡地区的战国时代墓葬，从西陵峡口一直延伸到涪陵的沿江两岸，几乎所有巴人墓葬中都出土有铜戈、铜矛、铜柳叶剑等兵器，将士墓如此，平民墓也是如此，这说明巴人为抗击楚国的进攻，似已达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奉节营盘包墓地（这里显然是古兵营地）发掘有战国巴人墓，报告说：“战国墓（M5）随葬有戈、矛、剑……无其他容器出土，显示了巴人重兵器轻容器的习尚。”殊不知这种习尚正是同楚国长期残酷的战争造成的。在万州中坝子和开县余家坝等战国巴人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均将兵器放于墓主人右侧”或“右手部”的“习俗”，其实这也并非“习俗”，只不过可断定死者生前为巴军将士，死后也不愿放下武器。巫山以西的战国楚墓，所葬多为楚国西征阵亡之将士。在距重庆60公里的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楚墓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随葬的铜兵器“剑在墓中尸侧，锋皆西指。”“两柄剑似由巴式剑改装的”，“此式剑一般称作楚式剑。”这种现象可理解为楚军将缴获的巴式剑改成楚式剑，墓主人“剑锋西指”，象征着楚国将士阵亡后仍念念不忘向西进军伐巴的使命。据报载：山东大学考古队在开县渠口镇余家坝进行抢救发掘时，一个月内在555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出战国士兵墓葬50余座。墓中随葬物250多件，除少量陶、玉器外，皆是戈、矛、剑等青铜兵器。专家初步断定：这是战国士兵的墓葬群，为一场大型战争所留。此墓葬群在全国也属于罕见的特大战国墓葬群。记者以《战国士兵携械走出墓群》为题作出报导。足见巴楚数相攻伐之惨烈。　　

    其二。“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的前提是“巴、楚数相攻伐”。《说文解字》释关曰：“以木横持门户也。”关，即是门闩。这里的“关”是关防之意，即在两国交界的险隘之处设兵防守。三关的设立，标志着巴、楚两国关系的恶化而进入敌对状态。古今注家和研究巴史的学者多注重“三关”所设立的地点以及何关为楚置、巴置之争，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关于“三关”之称，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后汉书·公孙述传》及《岑彭传》李贡注两引《华阳国志》云；‘巴、楚相攻，故置江关。’疑本文原作‘江关’，后人因‘江关’‘捍关’常混称，故改为‘捍关’。”巴、楚相攻伐的主战场皆在长江中上游的三峡一线，故关防皆设在峡江的险要之处，统称为‘江关’是可能和可信的。捍关（江关）、阳关、沔关所设的具体地点，历代注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笔者对各说予以综合分析，对《华阳国志》所载“三关”之内涵有两点新的解读。　　

    1、《华阳国志·巴志》所载之捍关、阳关、沔关，为战国时期巴、楚两国相互攻伐时所置（汉以后各代在三峡中所设之关不在此列）。设关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守对方的军事进攻。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可知最早设置扞关的是楚国。楚扞关的具体位置，《后汉书》、《通典》皆载在“峡州巴山县（今长阳县）西”，《太平寰宇记》卷147《长阳县》：“废巴山县在县南七十里，本亻艮山县地，即古扞关，楚肃王拒蜀之处。”照此推断，楚之扞关当在长江南岸松滋以上江段，今经长阳的318国道临江的要津之处。阳关与沔关设置时间晚于捍关，应在楚从防守阶段（巴伐兹方时期）转入向巴大举进攻之后，巴国为防御楚军进攻而置，并非楚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沔关疑即《水经注·江水》之‘弱关’，‘弱关在建平秭归界’，‘弱’当是‘沔’之误。”有注家认为沔关在沔水，可能有望文生义之嫌，与巴楚在长江三峡的战争形势不符。阳关的地点大致在今涪陵至长寿县之间，《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到枳县西……又东经阳关巴子梁，江之两岸犹有梁处，巴之三关，斯为一也。”这里所说的‘巴之三关’是因为巴也有一个扞关，刘琳认为“扞关当是指鱼复（奉节）江关”。　　

    2、长江三峡沿线多处关防的设置，是巴楚双方长期军事抗争之需要，也是双方军事力量彼此消长的历史见证。公元前377年之前，巴楚关系尚未彻底破裂，双方力量尚处相持阶段。此后楚国力军力日益强大而向西扩张，楚军大举循江西进，迫使巴国全面防守，沿途设防，这就是造成巫山以上多处有江关的主要原因。我们大可不必考证某江关究竟设在何处？因为巴之三关是不断移动的。从古籍记载可知，在三峡境内下起鱼复（奉节）、上至涪州永安（长寿），皆有巴国设置的江关。巴国关防的不断西移，正反映了楚军沿江而上步步向西逼进、直至攻占巴国国都的战争履印。　　

    巴、楚在三峡的争夺战没有胜利者。虽然唐代《十道志》、宋代《太平寰宇记》等史籍有“楚子灭巴”之说，但这可能是指楚占领巴国都而言。巴国是在迁都阆中之后，于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即《巴志》所载：秦大夫张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史称“楚得枳而国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等遂破楚国，以其地置楚郡。从此，“半巴半楚”的三峡之地尽皆属秦。
    一组反映中国古代战争的图片
   西周